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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办官员:烟价加1元 挽救百万生命(图)

2012年08月03日 来源:烟草在线据中新网编辑整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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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在线据中新网编辑整理  编者按:控烟办官员认为提高烟价可以解决控烟问题,提高一元,对普通烟民来说有多大意义?真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烟民们真的能受区区一块钱的影响而彻底戒烟以至于起到全民控烟的效果么?烟民抽烟是自主权,只要在禁烟的公共场所不抽烟,在家里尽量躲避家人,减少给家人带来危害便尚可。对于自己而言,烟民自己抽烟是一种习惯,一种感觉,一种需求。和国外比烟价是专家学者的一贯作法,可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远比我们抽几块钱烟的烟民们的收入要高得多。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到底是不是的确与吸烟有关?城市环境、炒菜油烟、地沟油、三聚氰胺也会带来相关疾病,专家学者们应该更多的去关心环境建设和食品卫生,而不是年复一年的给烟草扣上“罪恶”的帽子。希望给大多数抽低端烟的烟民朋友们保留一些小小的福利吧,不要只想着去涨价。

 

  “杭州2009年3月控烟至今,没有看到相关疾病有所下降。”8月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在参加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全国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项目研讨会上,对控烟效果表示无奈。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目前约有11亿吸烟者,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人数达600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00万。中国是烟草消费大国,人群吸烟率为28.1%,有72.4%的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危害。

  为了遏制烟草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建立了《控烟框架协议》。中国人大在2005年批准了该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中国政府针对控烟采取了不少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第三次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1996年有0.3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9.5%;2002年有0.42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2.0%;2010年有0.61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6.9%。不过,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主任杨廷忠也坦承,这一数据中有不少复吸。

  由于目前中国吸烟率依然高居不下,与国际公约要求相差甚远,呼吁控烟也成为了中国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话题。

  本次全国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项目研讨会上,来自中国33座城市的34名大学教授共同研讨医学院校的控烟能力建设。

  如何才能更好的控烟?与会的老师们给出的答案很多种,归结起来,很多人认为政府干预很重要。

  作为政府官员,姜垣并不否认这些年中国从上而下的一些努力,但也坦承其效果并不佳。

  姜垣将杭州与美国的一座城市进行对比。从1998年至2001年,美国的这座小城因急性心肌梗塞入院的人数平均在40多人每年。2002年,该城颁布无烟法律,当年的急性心肌梗塞入院人数骤降至20多人。

  “2003年,因为烟草公司的抵制,酒吧成为了可吸烟区,该城的入院人数再度攀升至40多人。”姜垣说,通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控烟能够很好的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

  杭州从2009年3月开始控烟,但是令姜垣感到遗憾的是,三年多来,并没有听说有任何相关疾病下降的趋势。“杭州如果控烟能够做的很好,其效果一定超过国外城市,因为杭州人多。只要成功控烟3个月,冠心病发生率就能够明显下降。长期控烟,癌症发生率也将下降。”姜垣说。

  姜垣还举了美国加州的例子,加州作为美国最早实行控烟的一个州,十年下来,加州的肺癌死亡率下降速度是其他州的四倍。

  除了城市的控烟效果差,姜垣也坦承,中国大学内控烟效果也很差。2011年,相关部门曾对中国800所大学进行暗访,控烟及格率仅为2%,只有16所及格。

  另外,姜垣还大力呼吁希望能够提高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她认为,中国烟草制品价格十分低,平均为5.5元一包,70%的烟民都在抽7元以下的香烟。而在澳大利亚,一支烟的价格相当于中国的一包烟。

  “如果,中国的香烟价格提升1元,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姜垣说。

  除了呼吁政府层面加强对控烟的干预,从事控烟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一直在探寻属于中国的戒烟方案。

  杨廷忠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普通临床诊疗中,医生通过“5A”(询问(ask)、劝告(advice)、评估(assess)、帮助(assist)和安排随访(arrangefollow-up))的戒烟劝导和帮助可产生一定的戒烟效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尼古丁为代表的药物疗法和戒烟热线在英美等国家开始流行。

  然而,多年来中国虽开设了很多戒烟门诊,很少有吸烟者去光临。直到2012年,北京市的戒烟门诊依然属于“赔本赚吆喝”的尴尬境地。

  “我国人群不善于持理性工具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吸烟者不认同专门机构的戒烟服务。”杨廷忠表示,中国要借鉴西方国家医务人员戒烟劝导的方法,但不能走依靠专业机构戒烟的老路。

  按照这个思路,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团队推出了“临床通科戒烟服务”,用“询问-劝导-技术帮助”的方式,让所有临床科室的医生介入戒烟帮助服务中。

  杨廷忠认为,由于中国医生面对的病人多,工作量大,因此,这种做法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专家发言汇总:

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杨廷忠教授在会上发言

  控烟教育将在全国医学院校中推广

  “目前,我国健康机构的专业人员缺乏控烟相关理论与技能,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大学期间没有经过控烟理论与技能的系统学习。”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杨廷忠教授在会上发言时说。

  杨廷忠教授及他所领衔的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自从0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全国目前已有31个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的大学完成的理论教学,并在与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合作下,进行了无烟校园建设。

  杨教授认为,目前我国社区控烟和临床戒烟开展得力度还不够大,水平依然较低。对医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在校课程中进行系统控烟教学,将大大提高全国的控烟水平。

  “这次我们将首先对全国60名大学教授进行培训,再由他们承担本校的教学任务,所有参加控烟能力建设的大学将占到整个全国医科大学的一半。”

  中国式戒烟: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戒烟方法完全照搬并不可行。”杨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会场上在座的全国各医学院校教授们的普遍认同。

  药物疗法戒烟在西方国家取的了一定的成效,但在中国开设的很多戒烟门诊却很少有人光顾,绝大多数依然处于“赔本赚吆喝”的尴尬境地。

  杨教授认为,不同于西方文化模式,我国人群不善于持理性工具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使得吸烟者不认同专门机构的戒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烟草以来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之中,但我国的吸烟者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中国的吸烟者普遍认为,戒烟完全是自己能解决的事情,没有必要求助于戒烟机构。

  “而且,我国的吸烟者众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资源来投资戒烟机构建设。”

  “临床通科戒烟服务才是我国临床戒烟的首选方案!其次才是药物治疗与技术服务支持。”杨教授说,“包括药物治疗等特殊的程序只适用于那些严重的尼古丁依赖并伴有医学问题的戒烟者。”

  而所谓临床通科戒烟服务,就是指所有的临床科室介入的治疗的戒烟服务。研究数据表明,在普通临床诊疗中,医生通过“5A”(即ask:询问、advice:劝告、assess:评估、assist:帮助和arrange follow-up:安排随访)的戒烟劝导和帮助可产生较好的戒烟效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主任姜垣在发言

  不吸烟者在控烟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姜垣主任说,戒烟可以有效降低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

  如何倡导群众戒烟?防止青少年成为吸烟人群、保护不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危害、帮助吸烟人群尽早戒烟,这三项工作哪项最能起到行之有效的控烟?

  姜主任一一为各大学的教授作了分析:着力预防青少年吸烟,基本上效果不大,因为青少年的模仿能力很强,如果身边都是吸烟人群,那么很难做到防控;帮助吸烟人群尽早戒烟,并非一时半刻也能够彻底做到;只有倡导保护不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让不吸烟人群去倡导促动身边的吸烟者改变吸烟的陋习,才是最根本的控烟方法。

  “中国公民的吸烟率不是全球最高的,但中国公民的被动吸烟率却是全球最高的。目前我们做了很多倡导公众远离二手烟的公益广告,其实也是想要起到一个控烟的效果。”姜主任说,“目前我们争取到了国家的2.3亿元的资金,今后将更加广泛地开展关于控烟的教育及倡导。”

  会上,国际防痨与肺部疾病联合会项目技术官员董宁,新华社浙江分社张乐主任分别发言。来自内蒙、宁夏、广西、山西等23座城市的24所医学院的教授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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